“每一件文物都记录着历史和文化，没想到文物背后的流转传承同样令人动容!”
家住长寿路的外企职员罗锐原打算周末“打卡”上海博物馆新展“盛世芳华——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”，却因疫情阻挡了行程。没想到昨天晚上7点，她竟然对着电脑“云”赏了这次展览，导览人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杨志刚。
作为“艺起前行”线上文化活动的一部分，受疫情影响闭馆的上海博物馆推出了这次特别活动，在一个多小时的“云”观展中，观众跟随镜头欣赏了20余件重要文物，听到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截至昨天22时，这场“云导览”全网实时播放量达73.8万次。线上看过此次展览的网友纷纷表示：“等到疫情平稳，一定要再去博物馆实地感受这些文物。”
融媒体技术让观众更懂文物
跟随镜头步入展馆，首件展品是被人称为南宋“楷书第一”的张即之书写的《楷书待漏院记卷》。
和许多观众一样，罗锐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“啥是待漏院?”杨志刚介绍，古代大臣上早朝时，要先聚集在一起再进入大殿，而这个聚集的地方就是待漏院。“原文作者、北宋大臣王禹偁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‘天道不言，而品物亨、岁功成者，何谓也?’‘圣人不言，而百姓亲、万邦宁者，何谓也?’《待漏院记卷》就是顺着这两个设问展开的回答。”
这件作品是由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、收藏家刘靖基捐赠的。1980年，刘靖基将自己收藏的40件书画精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，张即之《楷书待漏院记卷》就是其中一件。
展览上另一件重要文物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的传世真迹《行书楞严经旨要卷》。尽管这件作品书写于王安石去世前一年，但在杨志刚看来“笔力依然雄浑有力”。“这件文物除了王安石的字难得，后面的跋同样难得。”据介绍，作品后面的题跋包括南宋牟献之、元代的王蒙等。“我们还没有完全打开。”杨志刚告诉网友们，未来上海博物馆东馆具备足够的空间条件后，会想办法将这样的长卷完全打开，全面展示在参观者面前。
“王安石存世书法目前仅有两件，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一件，还有一件《过从帖》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”导览中，网友们可以了解到，此次展览中还有一件与王安石相关的展品——南宋版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》，这是王安石去世后刊刻的作品集，为存世孤本，将在展览中期换展品时呈现。
杨志刚还补充了展品外的信息：南宋版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》全集共100卷，目前国内仅存76卷，其中72卷藏于上海博物馆。去年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，北京永乐拍卖公司拍出了散失民间的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》3卷残卷，成交价高达2.6335亿元，创下宋版书拍卖世界纪录。
“云上看展有意外收获!”家住浦东新区东明路的市民郁彬在电脑上不断切换窗口界面，镜头中呈现某件文物时，他便在上博官网上搜索这件文物的详细信息和细节图片。“这几年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做得很好，资料越来越齐全。云上看展虽然不一定能看清细节，却能听到专家的讲解导览。希望疫情结束之后，这样的融合展览方式还能继续。”
“疫情发生之后，中国博物馆人喊出‘闭馆不闭展’，馆舍关闭但展览不停，线上讲座、云上导览，创新不断，公共文化机构就要发挥公共文化辐射力、影响力。”杨志刚说。
文物背后捐赠故事同样丰富
“云”上展览持续时，不少观众发现：这次展览不是按照文物门类或时间顺序来布展的，往往一个展台的文物，都是同样的捐赠人所捐。镜头屡次定格展出的信息铭牌，除了文物信息之外，还标注了捐赠者姓名。王安石《行书楞严经旨要卷》的铭牌上，显示由王南屏、房淑嫣于1985年捐赠。杨志刚在镜头外补充：“此次展览两件与王安石相关文物，都是他们夫妻所捐赠。”
“业内对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一直有‘三多一高’的说法：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最多、捐赠人数最多、捐赠门类最多、捐赠文物级别最高。”杨志刚表示，“盛世芳华——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”希望把捐赠人的信息凸显出来，让参观者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。
随着镜头，观众看到了西周时期的小臣单觯。这件青铜器是酒器，虽然个头不大，颈部却饰有一周首尾相连的纹路，器皿内底部还有铸铭二十二字。这件文物由文物收藏家李荫轩、邱辉夫妻于1979年捐赠，当时他们向上海博物馆捐赠青铜器、印章等数以千计，各类钱币更是达到数万枚。“李荫轩祖籍安徽，邱辉是浙江南浔人。明清时期南浔可是了不得的地方。”杨志刚说，南浔是商贾之地，经济发达后人们很重视文化，特别在收藏领域颇有成就。“上海博物馆另一件重要文物《缂丝莲塘乳鸭图》，就是南浔收藏大家庞家捐赠。”
沈周的《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》以其青绿之色在镜头中格外显眼。这件作品是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沈周54岁时临摹比自己略早一些画家戴文进的《谢安东山图》，描绘东晋著名宰相谢安隐居东山时纵情山水的情景。“沈周的画以水墨为主，很少画这种青绿山水。这一幅画把南北不同画派的画风结合在一起，是非常独到的一件文物。”杨志刚回忆，2018年捐赠者翁万戈百岁寿辰时，决定将包括这幅画在内的两件文物捐给上博，上博为此专门办了一次展览。“翁先生把这样一件文物捐给上博，说明他对上博收藏的书画很熟悉，知道缺的就是这一门类。”2019年，他还专程去美国波士顿，开了四个小时的车拜访翁万戈，向他介绍展览情况。“这些文物由翁先生祖上翁同龢代代传下来的，他代表的是一个家族。翁家还有一些古籍善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。”
据介绍，去年举办的“高山景行——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”将展品重点落在建馆初期收到的捐赠文物，而此次展览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捐赠文物。这也暗合了上海博物馆两次文物捐赠高潮。1949年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，次年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，筹建上博，一大批收藏家踊跃捐赠文物，形成第一次文物捐赠高潮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许多藏家看到国家的飞速发展，纷纷将多年珍藏文物精品捐赠给上博，极大丰富了上博馆藏，巩固和充实了藏品体系，由此带动了文物捐赠的第二个高潮。
“捐赠文物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，留下了时代烙印。”杨志刚表示，这些热爱祖国、热爱民族、热爱文化的捐赠者，有些甚至将家族几个世纪的收藏捐了出来。罗锐用“感动”来表达自己观看“云上导览”的心情。“文物凝聚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，文物背后的故事则显示了民族的向心力。”
一系列新展正在策划中
导览中，杨志刚还分享了不少文物捐赠的趣事。展览中一只清代犀角雕赤壁图杯，是“明四家”之一的仇英后人、华裔艺术家仇大雄于2015年捐赠的，但早在1993年中国政府就已禁止使用犀牛角。“当仇先生决定将这批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时，我们专门到海关做了说明，证明这是一件古代艺术品，也为国内博物馆今后类似文物进出海关做了尝试。”杨志刚回忆，上海博物馆2015年曾办过一场“盛世威仪——俄罗斯皇家军械珍藏展”，展品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军械库中选出，这样特殊的艺术品进海关时也是“开了先例”。
后来，仇大雄曾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办展览，策展时他与上海博物馆商量，由上海博物馆出借几件古代艺术品，与他的作品形成“古今对话”。
杨志刚透露，即将开幕的上博东馆的开幕展里就包含一个捐赠文物展，“内容选好了，可能会展出《缂丝莲塘乳鸭图》。不过这件珍贵文物是丝织品，对环境要求必须‘最大精细化’，才能放心展出。即使展出，也只能一两个星期。”
此外，上博还将推出与河南合作的夏商周文物展，通过考古视野来展现中国灿烂的文明。“这个展览是未来‘何以中国’考古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一个展。”杨志刚介绍，与海外的合作同样没有因疫情中断，原定2020年和希腊文化部合作的希腊油画展仍在持续接洽。“虽然受疫情影响，比正常情况办展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，但是我们还是锲而不舍，让对方了解上博的实力，了解展品通过‘不一般’的方式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。”(简工博)